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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宪法学也走在追寻正当性的道路上，陈端洪教授所提炼的中国宪法中的五个根本法，其直接理论资源来自施米特，目的在于发掘宪法文本背后的、能够体现当下时代政治决断的绝对宪法。

在狄尔泰看来，从个体到整体是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并成为理解特定历史时期客观精神的关键，这种客观精神来自体现在规则、行为方式、价值以及目的设定之中的共同的生命的创造。中国宪政模式所遭受的最为典型的批评在于：如何从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实践中归纳出真正的宪法。

[13]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当然，这不是为了描述一个历史经验现象，而是从中发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宪法规则或宪法规范。[75]高全喜：《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近代政治哲学从霍布斯开始，将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国家契约之上，并由此发展出了理性自然法的体系，卢梭则将之发展为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意，实现了从理性向人民意志的转型。在这一脉络中，今天宪法学中也存在一种回溯到中国近代立宪主义运动源头的词源考据，考察立宪之初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意识以及宪政道路的选择，指出中国近代立宪富强为体、民主宪政为用的独特道路，并由此物境而生联想（对西方民主宪政与富强之间关系的想象）再回归记忆（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承接关系。

有强调宪法文本中的根本政治属性、归纳五个根本法的学者。古典时期，政治的目的在于追求至善和美德，在施特劳斯看来，所有的政治行动本身都指向了关于善的知识：关于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跨国公司可以支付一定的研究开发费用，将项目委托给研究能力较强的高校院系和科研院所。

[13]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年鉴2007》，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415页。[17] Lester W.Milbrath, Lobbying as a Communication Process,24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2,37(1960). [18]参见朱旭峰：《司长策国论：中国政策决策过程的科层结构与政策专家参与》，载《公共管理评论》2008年第7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例如2008年，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79家未办理2007年度年检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地区）企业，在拟吊销这些企业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营业执照》之前，发出听证权告知公告，告知其听证的权利。在美国颁布有《游说信息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 of 1995）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当行政规制机构对跨国公司科以不利处罚时，会告知其听证的权利。如何让跨国公司能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行政规制政策形成，防止其施加不适当的影响？ 第一，从程序面出发，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并非势均力敌，也不一定能得到同样的对待。

一、跨国公司参与行政规制政策的组织形态 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努力就政府规制的法律和政策发表自己的见解，施加自己的影响。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年鉴2006》，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475页。而随着行政任务的变迁，政府对经济、法律、社会、文化事务的日益关注，使得社会科学学者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社会科学学者凭借其学识上的成就出任部委的司局级领导，直接参与政策形成。[2] 在全球规制治理网络和一国政策网络中，跨国公司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也会试图去观察在和自己相关的政策领域中，哪些学者最具有话语权，然后与其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甚至试图通过委托这些学者进行社会科学课题研究，但这些课题的研究结论已经是预先设定的，例如，放宽外资进入限制，缩短许可时限，规范行政检查，加强市场执法，打击假劣产品等。跨国公司会通过座谈会、听证会，通过同政府官员的直接接触，通过同行政机关及下属单位的正式或非正式接触，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来对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影响。实践中，跨国公司很少会选择以听证会这种针尖对麦芒的形式来影响政府规制政策。其四，行政规制机构不仅要制定规则，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选择方面，具有相当的裁量权。

[25]跨国公司通过提供思想、观点、视角，提供假定、证据、词汇和表述方式，来影响行政规制政策的形成。合法性论证材料应重点说明拟出台的政策符合立法的原理和精神。

在扶贫开发、妇女发展、儿童教育、残疾人救助、紧急救灾等方面，跨国公司都表现积极。所谓软文是指企业通过策划在报纸、杂志、网络、手机短信等宣传载体上刊登的可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知名度，或可以促进企业销售的一些宣传性、阐释性文章，包括特定的新闻报道、深度文章、付费短文广告、案例分析等。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还于2008年出资1000万元，与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共同实施中国社区卫生促进项目，以进行社区卫生服务宣传、培训社区卫生管理者、推广相应技术规范，开展健康教育。作为公司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参与相应的公益事业。于2006年会见了国际制药企业和协会联盟（IFPMA）秘书长白宏伟博士、药品安全协会（PSI）执行总监托马斯•丘比克先生、国际药用辅料协会（IPEC）美国委员会主席戴夫•斯科内克（Dave Schoneker）先生、日本制药业企业协会（JPMA）理事长市川和孝先生率领的代表团、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代表团。很多跨国公司愿意参加一般性的或行业性、专业性的协会，从而依靠团体的力量和专职人员的努力，来促进它们在政府事务中的利益。[28] 第二，从实体面出发，应强化对规制政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跨国公司的合作方也可以是部委直属的事业单位。

在今日的诸多传媒中，会出现由跨国公司出资的软文。[4] 跨国公司在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日益认识到，影响政府规制法律制度的创设、修改和实施，对其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跨国公司最初的形态产生于1870年至1900年间，当时一些大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分部并进行直接投资。[3]现实是世界最大的200个经济体中有一多半是企业，而不是国家。

[5] Annegret Flohr, Lothar Rieth, Sandra Schwindenhammer, Klaus Dieter Wolf, The Role of Business in Global Governance: Corporations as Norm-Entrepreneurs, Palgrave Macmillan,4(2010). [6]参见[美]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何俊志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例如，爱立信公司连续三年对保护藏羚羊项目予以捐助，CA 公司发起微笑列车项目，对腭裂儿童予以治疗。

还可以与中国的大学、研究所建立合作研究中心，截止到2005年底，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97家跨国公司与我国36所211工程重点高校共成立了202家联合研发机构。可以就相应的科学研究课题，和中方的权威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社会科学学者成为了政策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Regulatory Review, Executive Order 13563, January 18,2011。

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尚付阙如，前文所列举但未能穷尽的跨国公司影响政府规制的途径，却多为非正式的隐性途径，其间或有政企之间的复杂利益网络，这有可能使我国的规制政策有所偏颇和乖违，乃至蕴涵着政企合谋进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可能。（七）参与公益事业 跨国公司也非常重视与公众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视参与中国的公益事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后，商务部先后就 SEB 收购苏泊尔，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召开了听证会。[2]参见李玫：《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11页。

其二，行政规制机构是技能、知识和资源的集散地，它聚集了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持续地处理类似的问题，它拥有技术上的明显优势、丰富的规制经验，以及作为支撑的基础设施，因此，它们注定在规制政策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29]政府法制部门及编制部门应尽量扮演看门人的角色，通过外部监督改进政策质量。

例如，商务部组织每年一度的跨国公司座谈会，例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在2006年5月9日主持召开2006跨国公司座谈会，有84家跨国公司和中国美国商会等单位负责人及代表约140人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利用传媒向公众和社会传递公司的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摘要:  跨国公司通过参加座谈会、听证会，直接接触行政官员，接触行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来对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影响。自然科学家在此面临的伦理悖论是，是去做中立的科学研究者，还是去做企业的代言人或代理人。

跨国公司和政府官员直接磋商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对自己在华已开展和拟开展的业务进行概略介绍。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常会花一半以上的时间来处理公司外部的事务，其中又会有相当的时间来处理有关政府的事务，他们认识到政府关系和议题管理或许是企业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求得生存的唯一出路。

例如倡导全球化规制，要求信息公开、平等对待、简化程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也符合我国企业和公众的利益，也与当前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等改革方向相一致，使得法律制度更趋全球化。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中国行政治理网络的一部分，跨国公司构成了政策网络中的对话网络（webs of dialogue），跨国公司对行政规制政策的形成有说服力，但无控制力。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组建商务部。近年来专家咨询制度日益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